ICNC公民抗争系列二：什么是公民抵抗？权力常常被视为由统治者掌控的、集中且不可撼动的力量。然而，公民抵抗理论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认为权力是多元的（pluralistic）——依赖于社会中各个不同群体的合作与服从。本单元将探讨单一型（monolithic）与多元型（pluralistic）权力理论，分析维系政权运作的权力来源，并介绍“权力支柱”（pillars of support）的概念。通过理解权力的运作机制，以及抗争运动如何有战术地削弱压迫性结构，行动者可以设计出更有效的非暴力行动方案。

什么是公民抵抗？

面对不公、压迫与人权侵犯，人们有多种抉择来推动变革——包括体制内与体制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以及暴力与非暴力等不同路径。本单元将定义公民抵抗，并与其他变革方式进行比较，探讨它作为战略工具在不同斗争中的作用。

公民抵抗的定义

在《公民抵抗词汇表》（Glossary of Civil Resistance）中，哈迪·梅里曼（Hardy Merriman）与尼古拉·巴拉赫－尤塞菲（Nicola Barrach-Yousefi）将公民抵抗定义为：

“社会中的个体或群体为实现政治、经济或社会目标，在不使用或不威胁使用暴力的情况下展开斗争的技巧。”

推动变革的努力——无论是政治、社会还是经济层面——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非暴力的。有些团体试图通过军事叛乱、暴力起义、恐怖行动或对政治领袖的威胁来达成目标；而另一些人则采取抵制、游行（marches）和静坐等非暴力手段。有的运动通过正式的制度运作，如投票、法律诉讼或游说；也有的在制度渠道之外行动，动员草根力量来迫使社会发生改变。

梅里曼与巴拉赫－尤塞菲进一步阐述了这种与众不同的变革方式：

“公民抵抗，依定义而言，是指在正式或体制性变革渠道之外采取的行动。这意味着，公民抵抗通常不包括通过选举投票或按照官方程序提出申诉（如提起诉讼）等方式——因为这些过程本身是由国家机构设立的。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公民抵抗运动也会同时运用体制内的变革手段，认为两种路径可以相互配合、相互强化。在某些情况下，公民抵抗甚至是促使体制性变革机制真正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

还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公民抵抗通常发生在体制之外，它也可能在体制内部被组织起来。例如，政府部门的官僚人员可能会采取罢工或怠工行动。”

战略性的变革途径

公民抵抗不仅仅是拒绝使用暴力，更是一种有战术地开展斗争的方式。韦罗妮克·杜杜埃（Véronique Dudouet）将其定义为：

“公民抵抗是一种体制外的冲突战略。在这种战略中，有组织的草根运动运用多种经过战略性规划与排序的非暴力战术——如罢工、抵制、游行、示威、不合作、自我组织以及建设性抵抗——以不使用或不威胁使用暴力的方式，对抗被认为是不公正的权力结构。”

关键术语辨析

几个术语描述了类似的概念，每个概念都有细微差异：

梅里曼与巴拉赫－尤塞菲进一步阐释，为何“公民抵抗”这一术语常被人代指“非暴力行动”或“非暴力斗争”：

“有时使用‘公民抵抗’，而非‘非暴力行动’或‘非暴力斗争’，部分原因在于有些人一听到‘非暴力’（nonviolent），就会误以为它指的是一种和平主义（pacifism）或一套伦理信念，而非一种战略性的斗争模式。

“公民抵抗通常可与‘非暴力行动’、‘非暴力斗争’、‘非暴力冲突’、‘非暴力抵抗’、‘人民力量’以及‘政治抵抗’（political defiance）等词互换使用。这些概念的共同核心是：通过民众撤销同意与服从，来实现社会中权力的转移。公民抵抗的成功之道在于：凝聚与动员群众，序列化运用非暴力战术达成战略目标，迫使权力者付出代价，并削弱其权力来源。”尽管术语有所不同，这些概念都围绕着有组织的、非暴力的反抗不公行动。

理解公民抵抗

公民抵抗是一种已获验证的政治、社会与经济变革方法。它通过组织化、序列化且具影响力的行动，在制度框架外动员民众，战略性挑战权力持有者，迫使权力结构发生转变。

在课程的稍后，我们将探讨公民抵抗的历史与当代案例，来展现非暴力行动如何在世界各地推动了深刻而持久的变革。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思考一个关键问题：何谓“非暴力”？

吉恩·夏普的三类行为

该领域术语与理论的奠基者、学者吉恩·夏普（Gene Sharp）在他的早期研究中就曾面临这一挑战。他提出的理论为该领域奠定了基础。综合他的研究与后继学者的理解，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公民抵抗是人们——往往是没有特殊地位或特权的人们——在不使用或不威胁使用暴力的情况下，运用权力的方式。它包括三种行为：

1. 主动型行为（Acts of Commission）：指人们故意去做那些被明令禁止或不被期待的事。例如：群众示威、展示标语或象征符号、公民抗命、占领建筑物，以及封锁。
2. 怠慢行为（Acts of Omission）：也被称为不合作行为（acts of noncooperation），即拒绝履行被要求或法律规定必须做的事。例如消费者的抵制、罢工、怠工、挤兑、抗税、撤资、社交抵制，以及选举抵制。
3. 混合行为（Combination of Acts）：即“作为”与“怠慢”的混合行为。典型例子是建立替代性机构（alternative institutions），人们的行为模式脱离现有体系，同时参与由运动自行创设的新机构。这些替代性机构可以包括治理层面上的流亡政府、社区纠纷调解机构或地方委员会；经济层面上，可以有互助基金、罢工基金、合作社或工会；它们也可以体现在教育与文化层面上：家庭教育网络、地下出版或其它功能，如另类媒体等。

这些丰富的公民抵抗战术可应用于多种战术体系，并针对不同目标展开。公民抵抗战术具有高度的适应性，既用于专制也适用于民主体制；战术上的可见度可高可低，可以集中亦可以分散，可防御性也可以进攻性，参与者可少可多。而且，战术还可创新性地组合运用，以持续施压并充分扩大影响。此外，许多运动会因地制宜创造全新战术。

“非暴力”意味着什么？

在讨论公民抵抗时，人们对“非暴力”一词往往反应强烈、理解各异。当我们谈论非暴力行动时，我们指的是任何通过公民抵抗手段实现社会或政治目标的努力，而不使用或不威胁使用肢体暴力。这包括诸如抗议、罢工、静坐、抵制和公民不服从等战术。非暴力行动本质上是一种战略工具，是用于对抗权力、制度与政策的手段。

有时，运动宣称自己是非暴力的，但政客或媒体却不以为然。他们会看到抗议者在街上愤怒地呼喊，就说：“这并不是和平的抗议。”但非暴力并不意味着活动人士要保持心平气和、消极或欢歌笑语——对不公表示愤怒往往是运动中强大的驱动力。

另一些时候，非暴力行动者遭到警方、军方或反对者的暴力镇压。这时媒体可能会报道说“爆发了暴力抗议”——却并不指明谁是施暴的一方。这种表述会无意（或有意）暗示运动本身是暴力的。但当运动承诺采取非暴力行动时，他人的暴力行为并不会改变这一承诺。

务实性 vs. 原则性非暴力

战术还是伦理？虽然务实性与原则性的非暴力是两种不同的取向，但二者并非总是互相排斥。许多人最初出于务实理由而选择非暴力，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认识到其伦理与社会价值，进而转向原则性非暴力。同样，大多数奉行原则性非暴力的行动者也承认，非暴力在运动建设与社会变革中具有战略优势。反之，一些公民抵抗运动的组织者坚持务实性非暴力，却排斥原则性非暴力。他们可能并不把非暴力视为道德或哲学理想，甚至主张有权使用暴力——但他们还是选择非暴力，纯粹是出于战略优势的考量。在这一群体中，参与者可能对原则性非暴力这一理念存在强烈分歧。然而我们仍可以在保持分歧的同时，共同探讨务实性非暴力，以及运动如何通过公民抵抗来对抗不公。

公民抵抗的实例

公民抵抗在许多对抗威权统治者的政治转型中发挥了带头作用。例如，它在1986年的菲律宾、1988年的智利、冷战结束时的东欧与中欧、2000年的塞尔维亚、2004年与2014年的乌克兰、2011年的突尼斯与埃及、2014年的布基纳法索、2019年的苏丹与阿尔及利亚，以及2024年孟加拉国推翻独裁者中成为关键因素。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的独裁者在被推翻前均被普遍认为政权稳固且牢牢掌控。

公民抵抗在建设与维持民主韧性方面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在美国等国扩展了民主权利与自由，例如民权运动、劳工运动与妇女参政运动。它还在北马其顿、斯洛伐克、韩国、亚美尼亚、厄瓜多尔、斯里兰卡与危地马拉等国，抵制了腐败与民主倒退。

当然，并非所有公民抵抗运动都取得成功，即使成功，也并非皆能导向民主。但令人惊讶的是，其中相当数量的确促成了民主转型。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回顾该领域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

暴力与非暴力抵抗的比较 (切诺维斯与斯蒂芬研究)

该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发生在2011年，学者埃丽卡·切诺维斯（Erica Chenoweth）与玛丽亚·斯蒂芬（Maria Stephan）在这一年出版了获奖著作《非暴力抵抗为何有效：非暴力冲突的战略逻辑》（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这本书剖析了公民抵抗运动的动态机制、成功率及其长效影响。他们的研究焦聚那些以实现政治转型为目标的运动，也就是寻求政权更迭的抗争运动。例如从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他们还研究了那些驱逐外国占领者、争取民族自决的运动。这些目标都极难实现，因此常被称为“最大化目标（maximal objectives）”，因为每项目标都意味着巨大的变革。

《非暴力抵抗为何有效》这本书分析了从1900年至2006年间约一个世纪内的323场重大公民抵抗运动与暴力叛乱。该书的主要发现如下：

第二，成功的公民抵抗运动远比暴力叛乱更有可能带来长期持久的民主成果。研究人员追踪了运动结束五年后的结果，发现由公民抵抗推动的政治转型有57%的情况实现了民主结果，而由武装叛乱推动的转型仅有6%达成民主目标。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还发现，即便失败的公民抵抗运动，也能为未来的民主发展播下种子。当公民抵抗运动未能实现政治转型就解体时，五年后仍有35%的概率出现民主结果。

第三，公民抵抗运动即使面对强大的威权对手，也能取得成功。人们常以为公民抵抗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出现在较宽松的环境中，其对手比暴力叛乱所面对的要弱。然而，切诺维斯与斯蒂芬分析了这一假设，发现数据直接否定了这种说法。他们得出结论：“绝大多数非暴力运动出现在威权统治之下。”他们指出，在这些政权中，“即使和平反对政府也可能招致致命后果”。因此，非暴力运动在艰难的环境中依然成功。它们战胜过强势的威权政府，也战胜过相对弱小但同样残暴的独裁政权。其他研究还发现，这类运动在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都取得过成功；在种族多元的社会中也同样奏效；甚至在对手拥有强大国际盟友的情况下，仍能取得成果。

非暴力运动兴起的时代趋势与挑战

切诺维斯与斯蒂芬的研究还指出，在过去一个世纪中，非暴力抵抗稳步上升。虽然在 20 世纪初期，暴力运动占据主导地位，但自 1970 年代以来，非暴力抵抗变得日益普遍。

• 1920年代–1940年代：暴力运动较为普遍，但非暴力运动开始崭露头角，尤其在反殖民斗争中逐渐壮大。
• 1950年代–1970年代：去殖民化浪潮与美国民权运动，确立了非暴力行动作为社会变革利器的地位。
• 1980年代–1990年代：柏林墙的倒塌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标志着非暴力运动的重大胜利。
• 2000年代至今：阿拉伯之春、反腐抗议以及气候行动等运动，继续展现非暴力抵抗的强大力量。

然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过去二十年中非暴力抵抗的运用有所增加，但无论是暴力还是非暴力抵抗，其成效在同一时期都出现了下降趋势。在 2010 年代，暴力抵抗的成功率仅有 8% （与 1900–2006 年间 26% 的平均成功率相比大幅下降），而非暴力抵抗的成功率则从 53% 降至 34%。尽管非暴力行动的成功率仍比暴力行动高出四倍以上——且这些下降的原因仍在研究中——但数据表明，运动组织提升其战略认知和战术执行能力至关重要。

最终结论：为什么非暴力行动更有效

切诺维斯和斯蒂芬的研究有力地驳斥了“只有以暴制暴才能推翻压迫政权”的观点。研究数据表明，非暴力运动更有可能取得成功、能够动员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并在长期内促成更加稳定的民主。

• 多元参与：规模更大、参与群体更广泛的运动更难被镇压。
• 镇压的正当性降低：政府难以找到合理借口对和平抗议者严厉镇压。埃里卡·切诺维斯与埃文·珀科斯基（Evan Perkoski）的研究表明，政府对非暴力运动采取大规模杀戮的概率较低。
• 战术灵活性：非暴力运动通过抗议、抵制、罢工和公民不服从等方式行动，而不是直接与国家军队对抗。
• 国际公信力：非暴力运动往往能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外交声援，进一步增加对压迫政权的压力。
• 降低内战风险：暴力抗争往往会升级为长期的武装冲突，而非暴力运动则显著降低了引发内战的可能性。